前几天偶然看到郑培凯先生论陶渊明的一篇文章，文章围绕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和《自祭文》展开，讨论了陶渊明的生死观。文章结尾，郑培凯把陶渊明捧了捧：“除了陶渊明，还有谁能对生死有如此豁达的态度？”想来也是，陶渊明没有像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那样，担心死后没有天国；也没有像司马迁“人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样，把死当成是一种衡量个人价值的方式；陶渊明只是将死当成还乡——“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文字中颇有一种坦然和豁达。

我忽然想起，在高三时我也曾经在《读书》上读到过另一篇论生死的文章，叫《你看见蝴蝶了吗》。现在看来它与郑培凯先生的散文简直就是互为注脚，读来相映成趣。现在特将原文摘录如下：

（原作者：王一方）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起。三十年前，一对中学里形影不离的哥儿俩双双考入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在同一所医院，一个做了外科大夫，一个做了麻醉大夫，手术室里无隙搭档二十余年，心有灵犀，配合默契，生死线上解救了数以百计危厄的生灵。有一天，麻醉大夫在手术台前晕厥了，已经是医院院长的外科大夫亲自为他诊疗，无奈，此时肝癌已达晚期，且全身转移，手术与药物已回天无力，只能消极治疗。半年后，麻醉大夫撒手西去。弥留之际，外科大夫无限沮丧，一是自责技不如愿，没有挽救挚友；二是别离时几乎无话题可聊。大凡外科大夫的风格就是多做少说。事后与我道来，我说当时你一定说过两句宽慰的话：“不要想得太多！”（生死危崖，怎么可能不浮想联翩呢？）“一定要坚强，病会慢慢好起来的。”（身为麻醉医生，他太了解“复苏术”的价值，也不太可能相信虚幻的宽慰，又如何坚强起来呢？）院长惊跳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在临终病人面前，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这也难怪这位院长，因为，技术的医学没有“灵性照顾”这一课，更不相信有“濒死意象”与“临终觉知”。

不甘无语陪伴的院长反问：“我应该跟他说什么呢？”是的，跟弥留之际的人说些什么呢？经历丧亲之痛的朋友也常常问起这个问题。

你应该真诚地问他（她）：“你看见蝴蝶了吗？”

这是“死亡与濒死夫人”库布勒·罗斯的经典命题。“二战”结束之际，她跟随国际慈善与救援组织奔赴波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发现即将进毒气室的犹太囚徒用石子、指甲在墙壁上刻下很多蝴蝶的图案，每一间牢房里都是，为什么是蝴蝶？很显然它具有特别意义，正是这一悬题让她步入医学殿堂，步入死亡与濒临死亡的追寻之旅。

在生死研究的殿堂里徘徊了十几年后，罗斯终于明白了答案，那是对痛苦的“解放”，对生死恐惧的“解脱”，生死不过是一次凄美的蝶变，生命在灵魂离开身体的一瞬就像蝴蝶破茧而出，脱离了层层的束缚，自由自在地飞翔。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囚徒们面对死亡的迫近，彻悟了，自己很快就会变成蝴蝶，死后就会离开这座人间地狱，再也没有痛苦，再也不会与家人隔绝，也不必生不如死地活着，就像破茧的蝴蝶，离开沉重的肉身与苦难，飞身去天国。《ELLE》杂志主编多米尼克·鲍比中风后，以唯一能眨动的右眼指挥家人手中的字母表而艰难完成的旷世杰作《潜水钟与蝴蝶》（后来被拍摄成电影）也记叙了疾苦中的生命体验，此时的肉身，如负潜水钟而深卧海底，每一次呼吸与动作都十分沉重，然而，思绪（灵魂）如蝴蝶一样自由飞翔。心理分析影片《沉默的羔羊》更是把生命中所有的心理困境（压抑与苦闷）的解脱都推到飞蛾式蜕变渴望的心理闸门之前（“飞蛾”成为影片中“水牛比尔”罪恶与罪感的隐喻），而不仅仅是死亡的恐惧。后来的医疗生涯中，罗斯记录了她的“濒死五部曲”的认知过程。最初的阶段是否认：“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危象或窘境！”“一定是搞错了！”其二是愤怒：“为什么厄运总是跟随着我？”“命运为何如此不公？怎么能这样对我！”其三是讨价还价：“还给我一些好时光吧，我需要……”“让我活着看到我的孩子成年（毕业）就好。”其四是沮丧：“我太失望了，太难过了！何必还在乎什么时间的长短（痛苦）呢？”其五是接受：“我与生活和解了。”“蝴蝶飞起来了，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她一直用蝴蝶的意象跟患者交流痛苦的转化与生死的跨越。“你看见蝴蝶了吗？”成为临终陪伴最好的话题。

有人生疑，蝴蝶飞临暗喻天使的眷顾，这一临终觉知包含着否定（决绝）现世，肯定（美化）来世的宗教意象，这对于宗教意识薄弱，迷恋当下快活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些隔膜，言下之意是不贴合国人的心灵密码。其实不然，寄情蝴蝶跨越两界的故事最早见于庄周（《庄子·齐物论》），他曾梦见自己成了一只自由飞翔的蝴蝶，无比的畅快和惬意。一阵微风后忽然间醒来，惊惶不定间慨叹，不知是庄周梦中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中成了庄周。在庄子看来，我（庄周）的世界与他者（蝴蝶）的世界没有苦乐、高下之别，因此，劝慰人们又何必那么迷恋于现世呢。联想到寓言中庄子丧妻之后击盆而歌的举动，一位不恋今世，寄情来世，豁达生死的智者形象油然而生。相形之下，老子一头瘦驴西出函谷的神秘生死之旅，虽然决绝，但少了几分浪漫。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梁祝殉情故事就以“化蝶”作为美丽的结局，这一意境在当代由两位年轻的音乐家（陈刚、何占豪）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形式诗化成为生命幽境与妙遇，跨越文化沟堑，在西方人那里展现了中国人浪漫穿越生死的艺术意象。殊不知，诗歌吟唱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蝶恋花”的词牌下演绎了太多生死、苦乐轮回的生命幻象。在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只蝴蝶寄寓了生死爱痛的无限遐想。

相对于蝴蝶的临终意象，国人似乎更钟情于“白莲花”意象（传统的“莲花助念”）。即使不是佛教中人，也会欣赏、认同那一份出自污泥的纯美，生命中“白莲”的隐喻既有观音（泛宗教女神）的眷顾，还包含着生活的自得与自满，与他人的和解，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肯定。人生颠簸，难免泥水勾连，苦难相随，但是，最后一刻全都放下，手执圣洁的莲花，轻装上路，有如徐志摩惬意地“再别康桥”。无论是蝴蝶，还是白莲花，都在于为阴阳界河上摆渡的人们送去一份诗意的安详，使得生死别离不再惊惶，获得一份灵性的关照。但对于信奉逻辑实证主义的医生群体来说，死亡不过是ICU技术高地的失守，是停药、停电与关机的意外，而且他们坚信实验室之外无真知，技术视野之外的生命认知都是危险的，即使是心理学家的据理陈述。因此，很少能从技术专家嘴里掏出“灵性”的话题。

不过，白天鹅堆里也会偶尔飞出一只黑天鹅来，他叫埃本·亚历山大，一位供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资深神经外科大夫，他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濒死奇遇的故事。那一刻，他不仅看到了蝴蝶，还体验到更为丰富的濒死觉知。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一场感冒后，埃本大夫陷入长达七天的昏迷，后被确诊为极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几乎找不到直接的病因与诱因，行脊椎穿刺术，脑脊液出现浑浊黏稠，还带有一点浅浅的绿色，表明脑脊液已化脓，专业表述为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找不到任何潜入的路径），脑脊液中葡萄糖含量低得出奇，仅为每分升一毫克（大大低于每分升八十毫克的正常值），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又高得离谱，达八分。这种状况下，死亡的概率很高，存活的概率很低，大约九比一。此时，他体验并记录了六种特别的生命感觉，自我命名为“绝对真相”。

感受一：被抛感，坠入黑暗的隧道，一种深沉璀璨的黑暗。无法看，只能听（反现实），聆听到两种声音，一种是杂乱、烦扰、尖叫的声音；另一种是深沉、有力、悠远的声音。萌生两种感觉，束缚与逃脱，渴望解放。继而感受到旋转的世界，时间、空间丢失，身份遗忘，记忆重新拼接，体验与感受却很细腻、很强烈。感受二：获得恩宠，感觉到被爱包围（源自亲人的陪伴）。感受三：获得勇气，感受一种解放感，不再恐惧（遇见蝴蝶）。感受四：免责，除罪体验，一切都不是我的错，而是一种宿命。感受五：灵异的访问：逝去的父亲（接我回家，回到先辈行列），无名少女（遭遇天使，实为他未曾谋面的早逝妹妹）。感受六：天堂感，一种类似于乘坐火箭、飞机的飞翔感，好似跳伞的体验，在寻找“生命的锚地”，并踏上复活（而非复苏）之途。

第七天，奇迹出现，先是眼皮动了，血液中的白细胞开始下降。然后突然醒过来，眼睛睁开了，意识迅速恢复，在床上翻腾，自己拔除呼吸管。犹如电脑死机之后的重启，一切都回到了从前，就像经历了一次神奇的旅行。疾病退却，身份恢复，依然是一位现代医疗建制中的技术专家，但七天的穿越令他迷惘，他自问：为何无法用科学和医学的原理来解释这一切？因为“科学与当下的科学”，“医学与当下的医学”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重读库布勒·罗斯的《死亡与濒临死亡》，他发现自己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相同的体验与描述在罗斯的笔下也有记载。由此，他的思绪被放逐到一个新的视域之中，他在书中提出一些前所未闻的课题，一是医生、科学家如何面对神性、灵性世界，是否应该认同双轨制与多元世界。医学不能只迷信技术的价值，而忽视信仰的力量，以及被信念激发的自然向愈力。二是在临床中，医生应该既讨论医学（技术）话题，也讨论灵魂话题，善于把技术事件转变成为灵魂事件，完成神依—魂安的诊疗历程。三是人的意识是否具有独立（独行）性，生命有重量，灵魂是否也有重量？“天堂”是否存在，需要更多的证据，需要更充分的证明。最后他深刻发问：一个没有神秘，没有圣洁，不再神圣，彻底世俗化（技术化、功利化）的医学能走多远？

无疑，凭借个人的体验还无法解读临床中的灵性觉知，只有大数原则论证过的资讯才能让人信服。而医者短暂的职业生命，以及不可复制的个体濒死经历，几乎无法抵达群体研究的高度。不过，这个世界太大了，热衷于生死叙事与灵性照顾的医生队伍里还真有一位奇人，她叫辛格，在美国佛罗里达一所临终病房里工作了近十年，陪伴了二百八十多位临终患者的别离。她不仅体验丰富，而且理论洞察力非凡，她真诚地告诉人们：临终是一段自然开悟的历程，一段最终回归真我的返家之旅。她完全超越了世俗的恐惧与沮丧，步入恩宠与勇气，认定人的死亡是更高的能量渗透生命的时刻。而且她十分珍惜陪伴的体验，庄严神圣的陪伴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想象和自我诠释，而是与病人同在，通过对话更加懂得病人，对病人的苦难有一种深度的共感。陪伴时刻感觉自己被超越个人的巨大力量所撕裂，也感受到无限的慈悲与智慧。正是通过陪伴使她更多地理解死亡，对生命旅程的认知也更加深刻，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大气，更完整，更开阔，也更真实。在她看来，死亡是一个肉身与自我感崩解消融，逐渐转向内在灵性的过程。内在灵性可能展现出别样的生命品质来：这种品质包括空灵的圆满，无边的浩瀚感，不受拘束的自在感，内在的光芒、安详、慈爱，以及一种可以与他人分享的神性。可归纳为：放松感、退出感、光明、内在性、静默、神圣、超越、知悟、融合、体验圆满。对于未经历这个过程的生命个体难以言说，是一份满溢的恩宠，是一次惬意的灵然独照。

从罗斯的“蝴蝶意象”到埃本的“灵性觉知”，再到辛格的“灵然独照”与“灵性照顾”，一条生命认知的别径在开启，以躯体照顾为诉求的临床医学“天花板”被灵性照顾的实践所戳破，技术主义专注于躯体救助的生物医学知识体系已经无力解读和应对生命别离与抚慰的神秘、神奇和神圣，身心灵全面眷顾的“全人医学”理想之舟已经起航。我预期，大约在我和那位无语院长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能够得到一份超越技术服务的生命（灵性）眷顾。

（《生命之轮》，库布勒·罗斯著，范颖译，重庆出版社二零一三年十一月版，36.00元；《天堂的证据》，埃本·亚历山大著，谢仲伟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三年七月版，35.00元；《陪伴生命》，凯瑟琳·辛格著，彭荣邦、廖婉如译，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二年五月版，32.00元）

特在文末补录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