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天气炎热非常，无奈本人有午睡的毛病，因此每天只好硬着头皮骑车回寝室。看官们可能以为全程不过流汗而已。其实不然，有比毒日头更令我头疼的东西，就是保安。

不知从何时起，骑自行车的同学必须推车上坡；又不知从何时起，骑自行车的同学必须推车下坡。

本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坚决反对这两条政策（主要是后一条）。

某天中午，本人正待骑车下坡，只听背后一声厉喝：“同学！下车！”

我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坡的顶端立了一顶太阳伞，太阳伞下一位保安大叔站得笔直。我听声音以为此君怒了，然而定睛一看，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哭笑不得的脸：

“你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害的我们现在每天中午都要在这儿站岗！”

想来也是，每天中午骑车回寝，下坡时从不推车，经多次劝阻仍屡教不改的，似乎全校仅我一人而已。有那么一段时间，本人每天下坡时都遇到保安劝阻，每次本人都会理论几句，但不见有任何实际效果。这一段时间有多久？这么说吧，到最后他们都认得我了。然而我终究是白费口舌。

后来我学聪明了，每次都把刹车捏到最底，以步行的速度缓缓溜下坡。我的如意算盘是：你们不就是觉得我会撞人吗，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但他们还是坚定不移地拦我。

再这样下去任何人都得抓狂。于是我听从了一位保安大叔的建议，将意见反映给权益部。我在提案中说：“汽车发明后有车祸，但没听说过有政府因此而禁止开车的。如果学校真的怕出车祸，在人行道上加两三条减速带即可。”

权益部的同志们看了我的提案，认为措辞不妥，便以委婉的方式跟校领导反映：人行道上不是涂了自行车图案吗，路口不是还立了块自行车标志吗，怎么现在不让人家走了呢？如果真的怕出事，可以设置减速带啊！

几天后结果下来了：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将马上擦除人行道上的自行车图案，路口的标志牌也将立即撤走。

实在没办法了。学校是铁了心不让我骑。但是我决意奉陪到底。

你们不让我走人行道？那我就走林荫道！当然，每次下坡时，我放慢速度。

这招儿果然奏效，直到那天中午。

从那天中午开始，龙大又多了一个守法公民；校容又漂亮了几分，领导们又神气了几分。当然，也有代价：保安们必须站岗盯梢，本人必须乖乖下车推行。

这种琐事本不值得写，写出来也不光彩。但我就是这种脾气：遇到不平之事，不口诛笔伐一下，我就不解气。

近来本人读两晋南北朝历史，对一个现象感到十分奇怪：为何两晋南北朝少有忠臣？有才的如桓温之流，虽则上任之初颇有政绩，最终仍免不了将旧主一脚踢开，篡位窃国；无才的则胡作非为，什么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那都是家常便饭。

我左思右想，得出了一个我认为最合适的结论：这是魏末司马氏恐怖政策的恶果。

魏末刑罚十分残酷。有多残酷？举个例子，单就曹爽一案，司马懿便杀了五千多人。司马氏大开杀戒，一时间有力地震慑了政敌，最后还成功夺取了天下。然而，这么做给人的印象是：心肠够黑，手段够狠，谁都能当皇帝。因此，一旦权力出现真空，所有人便一拥而上，大打大杀。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难道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么？

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无数的人都以为，只要把反对意见压下去，就能够赢得最后胜利。殊不知这样是赢了一时，输了一世。无数史实为证。

本人细想这两年来学校的所作所为，虽有民主之名，实质却都与司马氏类似：你们的意见我们都听，但是我们不会改。

前一段时间学生会搞选举，无数的同学痛骂权益部无能，学生会没用。但是这锅学生会背得实在冤枉。根据我收集的情况，学生会办不成事，十有八九是在学校的环节上出了岔子（至于社团经费什么的，在此按下不提）。

当然，领导同志们会说这是一个新学校，所以大家忍一忍云云。问题是，我们难不成要“新”他一百年？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如果照徐校长说的，要“培养出新一代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全球视野的领导型人才”，那么在我看来，给同学们管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是最好的办法。就算学生们犯了错，这个责任也是学生们自己来担——一来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歇一口气，二来能够培养同学们的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管理自己和管理他人的能力。如果周遭的一切都与我无关，甚至于我有害，我有什么理由要去为改善它而奋斗呢？未来面对诱惑时，如果我认为我可以推卸责任，甚至颠倒黑白，我还能坚守原则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司马懿，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然而龙大的现状是学校包办一切。

每一天中午，当我推着车走下坡道时，我都会想：这真的是我的龙大？亦或是属于校领导和校行政人员的龙大？

心中无限酸楚，就此结束全文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