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天气炎热非常,无奈本人有午睡的毛病,因此每天只好硬着头皮骑车回寝室。看官们可能以为全程不过流汗而已。其实不然,有比毒日头更令我头疼的东西,就是保安。
不知从何时起,骑自行车的同学必须推车上坡;又不知从何时起,骑自行车的同学必须推车下坡。
本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坚决反对这两条政策(主要是后一条)。
某天中午,本人正待骑车下坡,只听背后一声厉喝:「同学!下车!」
我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坡的顶端立了一顶太阳伞,太阳伞下一位保安大叔站得笔直。我听声音以为此君怒了,然而定睛一看,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哭笑不得的脸:
「你知不知道,都是因为你,害的我们现在每天中午都要在这儿站岗!」
想来也是,每天中午骑车回寝,下坡时从不推车,经多次劝阻仍屡教不改的,似乎全校仅我一人而已。有那么一段时间,本人每天下坡时都遇到保安劝阻,每次本人都会理论几句,但不见有任何实际效果。这一段时间有多久?这么说吧,到最后他们都认得我了。然而我终究是白费口舌。
后来我学聪明了,每次都把刹车捏到最底,以步行的速度缓缓溜下坡。我的如意算盘是:你们不就是觉得我会撞人吗,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但他们还是坚定不移地拦我。
再这样下去任何人都得抓狂。于是我听从了一位保安大叔的建议,将意见反映给权益部。我在提案中说:「汽车发明后有车祸,但没听说过有政府因此而禁止开车的。如果学校真的怕出车祸,在人行道上加两三条减速带即可。」
权益部的同志们看了我的提案,认为措辞不妥,便以委婉的方式跟校领导反映:人行道上不是涂了自行车图案吗,路口不是还立了块自行车标志吗,怎么现在不让人家走了呢?如果真的怕出事,可以设置减速带啊!
几天后结果下来了:同学们,感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将马上擦除人行道上的自行车图案,路口的标志牌也将立即撤走。
实在没办法了。学校是铁了心不让我骑。但是我决意奉陪到底。
你们不让我走人行道?那我就走林荫道!当然,每次下坡时,我放慢速度。
这招儿果然奏效,直到那天中午。
从那天中午开始,龙大又多了一个守法公民;校容又漂亮了几分,领导们又神气了几分。当然,也有代价:保安们必须站岗盯梢,本人必须乖乖下车推行。
这种琐事本不值得写,写出来也不光彩。但我就是这种脾气:遇到不平之事,不口诛笔伐一下,我就不解气。
近来本人读两晋南北朝历史,对一个现象感到十分奇怪:为何两晋南北朝少有忠臣?有才的如桓温之流,虽则上任之初颇有政绩,最终仍免不了将旧主一脚踢开,篡位窃国;无才的则胡作非为,什么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那都是家常便饭。
我左思右想,得出了一个我认为最合适的结论:这是魏末司马氏恐怖政策的恶果。
魏末刑罚十分残酷。有多残酷?举个例子,单就曹爽一案,司马懿便杀了五千多人。司马氏大开杀戒,一时间有力地震慑了政敌,最后还成功夺取了天下。然而,这么做给人的印象是:心肠够黑,手段够狠,谁都能当皇帝。因此,一旦权力出现真空,所有人便一拥而上,大打大杀。西晋初年的八王之乱,难道不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么?
在接下来的两百多年里,无数的人都以为,只要把反对意见压下去,就能够赢得最后胜利。殊不知这样是赢了一时,输了一世。无数史实为证。
本人细想这两年来学校的所作所为,虽有民主之名,实质却都与司马氏类似:你们的意见我们都听,但是我们不会改。
前一段时间学生会搞选举,无数的同学痛骂权益部无能,学生会没用。但是这锅学生会背得实在冤枉。根据我收集的情况,学生会办不成事,十有八九是在学校的环节上出了岔子(至于社团经费什么的,在此按下不提)。
当然,领导同志们会说这是一个新学校,所以大家忍一忍云云。问题是,我们难不成要「新」他一百年?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如果照徐校长说的,要「培养出新一代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全球视野的领导型人才」,那么在我看来,给同学们管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是最好的办法。就算学生们犯了错,这个责任也是学生们自己来担——一来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歇一口气,二来能够培养同学们的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管理自己和管理他人的能力。如果周遭的一切都与我无关,甚至于我有害,我有什么理由要去为改善它而奋斗呢?未来面对诱惑时,如果我认为我可以推卸责任,甚至颠倒黑白,我还能坚守原则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司马懿,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然而龙大的现状是学校包办一切。
每一天中午,当我推着车走下坡道时,我都会想:这真的是我的龙大?亦或是属于校领导和校行政人员的龙大?
心中无限酸楚,就此结束全文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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